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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德:南怀仁、康德和贾跃亭,兼论经济学启蒙

字号+撰稿人:IT老友记 本文来源:掌会 2017-11-08 08:52 我要评论()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

南怀仁、康德和贾跃亭,兼论经济学启蒙

 

 

 

人不能被判为奴,他只能自认为奴。

生得伟大者,笑对无常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----康德

 

、南怀仁的传教

 

长达61年的康熙王朝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康雍乾盛世。在那个时候,西方最早的探索东方文明的人陆续来到中国,他们的真实任务是传教,是传递“普世福音”。

 

康熙在位时,有一位有名的钦天监监正,也就是帮皇帝“算命”的官,就是一位传教士,他的名字叫南怀仁,没错,这是个中文名字,其真实姓名已不可考。

 

实际上,比利时人南怀仁早在1659年(顺治朝)就来到了中国,算是传教士中较早的一位。那时的皇室对“洋毛子”还是很稀罕的,于是,引起注意的南怀仁就被召至京城协助汤若望编修历法。

 

我们知道,西方此时科技发展水平已远超中华,进入“仕途”的南怀仁自然如鱼得水,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更是展示了自己在天文、地理、数学等领域的先进性,一口气写出了《康熙永年历法》、《仪象志》、《教要序论》等著作,所以就一帆风顺地干到了钦天监监正的位置,不要小看这个“算命”的职务,这可是一个正二品(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)的大员职位。

 

但南怀仁的“才艺”仍未施放完毕,在1681年,这个仁兄督造出了320门神威炮,就是后来大清所称“神威无敌大将军”的神器。在卢沟桥放炮成功那天,他当即就被任命为工部侍郎。大家都知道,三公六部制延续下来的六部制,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,时至今日仍有影子所在。

 

工部侍郎则相当于工部的副部长,那个时候,一个庞大的工部,不过两个侍郎,均归尚书统管,算是位高权重的实缺了。

 

为什么要讲南怀仁的故事?只是为了说明知识就是力量?或者鸡汤知识改变命运?

 

当然不是。

 

认知不足,科学不发展是国人尽知的事情,但这个现状早就改变了,没什么稀罕。

 

然而我们都知道,南怀仁来中国是为了传教的,他也不能为了做官就不管传教的事儿了。所以这仁兄不仅一边做官,仍然一边传教。

 

他在中国东北进行了顺势而为的传教,也致力于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带入中国。但很难,人们很难接受那些在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常识一般的东西,如生病不是因为“撞鬼”,地球是圆的等理论,人们,宁愿相信,上帝是另外一个天神。

 

不仅民间不接受这些科学知识,甚至,皇室也不愿接受。在1683年(康熙22年),南怀仁译了一本书《穷理学》进呈皇上,说“一切知识记忆,不在于心,而在头脑”,这件事轰动朝野,大臣们议来议去,认为“语既不经,旨极乖谬,命立焚之”,意思是离经叛道,马上烧了。

 

南怀仁要不是有点功劳,估计脑袋都得搬家了。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常见,比如有个楚人叫朱方旦的,以修道为名,招徒刻书,立即就被杀了。

 

所以,讲南怀仁的故事,只是想说明,人们的愚昧是多么可怕;而这样的愚昧,又多么难以改变;而这不改变的愚昧,又招至什么样的恶果;这样的愚昧,不过发生在几百年前。

 

读中国近现代史最郁闷的就是,那时的人怎么能傻到这种程度呢?甚至“恨不卒读”,但屈指计算,不过刚过去区区300年。

 

1688年,这位牛叉的传教士在中国去世了,当然,康熙厚葬了他。

 

但此时的康熙,短暂对外部世界与科学的好奇,在一次又一次的南巡中,被歌舞升平了,屈辱的历史也即将拉开序幕了。

 

二、康德的启蒙说

 

1784年,正是大清乾隆49年,乾隆帝正“春秋鼎盛”,中华第一帝国正万方来朝,中华文明到了顶峰的状态。

 

这个时候的欧洲,文明正狂飙突进。而在18世纪的德意志天空中,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,其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,康德就是其中最为杰出者之一。

 

在这一年,康德写下了《什么是启蒙》一文,震惊欧洲。在这篇文章中,康德称“启蒙即是人类摆脱自身的蒙昧。”

 

他系统地论证了人类为什么蒙昧的原因与机制,并对摆脱蒙昧的条件与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。

 

在他的观点中,启蒙,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。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。

 

必须强调的是,制造原因并非是人们缺乏理性,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。因此,启蒙的口号是“勇于智慧”,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。

 

但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不容易,它甚至十分艰难。“即使大自然早已把人类从远距离指导的桎梏中解放,懒惰和怯懦使很多人依然快乐地保持着不成熟状态;因为保持不成熟状态是如此方便:如果有一本书代替我理解,一个精神导师指导我的良知,一个医生批判我的饮食等等,我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。只要金钱能够解决的,我就不需要思想;其它人很快就能替我做这些累人的工作。”

 

同样的原因,一些人很容易自命为另一些人的守护者,也同样成为别人的启蒙者。但“守护者很快会发现,太多的人,不分性别,认为迈向成熟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相当危险。”

 

“因为让每一个个体找到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路十分困难,不成熟状态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特征。”人们甚至会喜欢这种状态,因为法律、规章等约束之下,人们会越来越习惯于守旧,而不是去做一些自我思考的尝试,进而形成永久性不成熟的状态。

 

守护者或者说启蒙者,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,渐渐将人们进行了分界,这就是其后的哲学所谈论的“精英”理论,精英永远是少数的。时至今日,精英政治仍然是全球通行的政治解决方案。

 

康德认为,启蒙最重要的阻碍是偏见,即使是革命本身也并不能消除偏见,它更多的是“以新的偏见取代旧的偏见”。因为,权力总会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。

 

因为,启蒙需要的是自由,即在所有事情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,而这种自由是所有自由形式中最没有恶意的。

 

为什么要提起这篇文章,想起康德?并且是在我们这个成人的世界。

 

实际上,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, 我们能遇到太多的这种存在,相信能够轻松找到这种没有“启蒙”的状态:广泛地用感性去思考问题,广泛地用经验去思考问题。

 

康德在回答他的时代时这样界定,“如果现在问,我们当前是否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,答案是:不,但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。”

 

200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是否可以回答这是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呢?答案显然也一样令人们失望。

 

不信?像逻辑思维、咪蒙仍然在大肆收取智商税,很多人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所谓的“启蒙”。

 

在更遥远的北宋时期,14岁、16岁、18岁中了进士的情况已颇为常见,而那个时候,中了进士并不是像今天考上北大清华这种稀罕,而是很快就会被授以“七品官职”,而履行管理职责,即今天的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职务。人们熟知的苏东坡,就是18岁中了进士,并继而在殿试中中魁元。

 

并非是说今不如昔,只是,我们的启蒙,去哪儿了呢?爸爸们,又去哪儿了呢?

 

三、贾跃亭的乐视故事

 

也许有人要问,南怀仁、康德与贾跃亭有什么关系?甚至,这样是否合时宜,贾跃亭作为一个至少暂时看上去的“失败者”,一个商人,如何敢与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相提并论。

 

必须说,写前面的两段故事,也许有着更广泛的意义,但刚好赶上了昨天贾跃亭回应腾讯《棱镜》的新闻:贾并未承认乐视生态模式有任何问题,但在现实的角度上,他输给了资本与商业本身。截至现在,他要拼命完成的造车梦,依然因为资金而困难重重,甚至,他可能面临信用破产。

 

但历史永远有后人书写。如果阿德哥依然说,“贾跃亭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”,也许很多人会质疑,因为,在微博上,已经有不少人在骂了。但如果我说,我对史玉柱颇为理解,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史玉柱上珠峰的故事呢?

 

实际上,我在9月份,差一点就与贾跃亭相遇,因为时间的原因,我最终没有选择和他来一次深聊,没去他的FF工厂去看一看。当然,这次棱镜所提供的专访,也确实有不过瘾的状态。

 

但他的秘书给我写了这样的信息:我们都是会陪着,也会为了贾总跳悬崖的人,这样的老板再也遇不到了。尤其是外界都在误会他的时候,哎,坚持!

 

这样的信息总显得抽象,更显得感性,当然也不具备说服人们的理由。但更多的人们,是不是也坚守着“成败论英雄”的经验呢?

 

我身边的朋友们,纷纷对此事表达看法。

 

一位朋友说,创业艰难,小时候觉得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是玩文字游戏。等到了自己创业的时候,就知道,这完全是两个境界。没有不焦虑的创始人,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,要在边界里展示想象力。

 

另一位朋友则如是说,这个世界的魅力在于它确实令人迷惑。我不怎么相信贾跃亭搞了那么多钱,不知道自己缺钱的情况下还银行利息就够了,(并)不必一把还本金;我也不怎么相信面对随时的牢狱之灾,还在谈及要改变产业是一种诚挚的表达。

 

甚至,我看到了一位“小明星”甚至在节目中戏谑:只有被99%的人嘲笑过的梦想,才有资格谈那1%的成功。

 

我在朋友圈也表达了我的意见:这个世界上有好几类人,一种是什么都不相信,经常边自己都怀疑;也有一种选择相信或部分相信,在相信中相信善的力量,相信敬畏的福报;当然,更多的人会随波荡漾,他们时而相信第一种,时而相信第二种,从不做自己的思考和判断。

 

我不过想表达“启蒙”的难度,因为贾跃亭走了太如众不同的道路,确实,他似乎从来就是把情怀放在第一位,他誓言改变世界。

 

只是,他还没有证明,这个世界,没有了贾跃亭,确实会差一点儿。

 

更重要的,他所从事的行当,不过是人们在传统意识中的生意,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,既便是苹果,也不过是门生意。

 

不要说士农工商的三教九流传统分类,即便是今日,商而优则仕的状态亦是社会的支流,或者说,中华文明,从来就不是重商主义,更不是实业救国的文化。

 

阿德哥曾把生意与事业作了简单的区分,一些人为了赚些钱,那就是生意;而如果一些人,的确是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某个领域,那怕是很小的一个领域,就是事业。即人走了,事还在。

 

譬如阿里、腾讯、百度,并不是说他们不做了别人就不会做,而是这个世界上,真是没有了这三家公司,这个世界确实会变得糟一点儿。

 

更重要的是,阿德哥粗浅研读过的经济学,其基本假设恰恰是理性人假设,它的基础理论中,最重要的是博弈论。

 

但有多少人真正懂经济学呢?懂得经济学常识呢?

 

我自己也走了艰难的创业路,希望通过“掌会”去改变开会的形式,不管是在管理还是经营的路上,收获了的掌声往往是在业界,而得到羞辱也往往是从不曾创过业的人。

 

这,或许是我们今天共同面临的现状,是我们共同面临的“经济理性”,唯成败论,唯经验论,但,我们必须认识到,这是一个可怕的经济启蒙失败的自然反应。

 

熟知阿德哥的人,都知道我们长期的支持乐视的“生态经济”理论,即建立纵向产业链,开放横向产业链的理论。这种理论,其本质是打破产业边界,营造出全新的需求与市场来。

 

比如乐视超级电视,通过将电视变成“电脑”的升级,将视频网站、视频传输(视频云)、电视机(智能硬件)进行无缝对接,通过提供超优质的影音服务,收取会员费的模式来实现盈利,这样的路径严格讲已经跑通,这样的道路改变了这些链条上独立的节点,构成了一体化的“乐视标准”,一定算得上贾跃亭对这个时代的巨大贡献。

用乐视的电视机,不仅能够享受更加出色的视听效果,更是在乐视进来之后,三星夏普陷入泥淖,电视机价格下降三分之二;电视机行业从红海重回蓝海市场。

 

七大生态就是这样的战略使然。然而,在疯狂的扩张之中,乐视却并没有自己的“利润奶牛”,多条战线失血严重,而迅速地扩张,更是在团队与管理上严重滞后,这造成了乐视今日的残局。

 

贾跃亭败走美国,与妻小远隔大洋。但我们这个时代给了他什么?

 

如家如国,理性更存在于组织,而不是存在于个体。在真相未出之时,我们就一味地给一个看起来的“失败者”以羞辱,以砖头,以语言暴力?

 

你做一遍同样的事情试试?

 

 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,不断增长,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”出自《实践理性批判》最后一章中的话,被人们刻在康德的墓碑上。

 

康熙厚葬了南怀仁,人们给康德树碑立传,而我们,不应只给予贾跃亭这些。不管未来怎样,我们都应该,获得基础的经济学启蒙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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